英勇無畏的革命戰(zhàn)士，赤膽忠心的共產黨人——鄭行瑞一家

鄭行瑞(1893-1932) ，湖北黃安(今紅安)人。1926年參加農民運動和工人運動，參與領導組織成立七里坪工會，為領導人之一。1926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組織成立工人武裝糾察隊，組織工人、農民開展武裝斗爭。同年11月參加黃麻起義，成立工農革命軍鄂東軍，負責后勤工作。1928年7月成立紅十一軍第三十一師，任經理處主任，參加創(chuàng)建鄂豫邊革命根據(jù)地的斗爭。1929年12月被選為鄂豫邊革命委員會執(zhí)行委員，擔任財政委員會主席。1931年1月被選為中共鄂豫皖特別區(qū)委委員。2月成立鄂豫皖革命軍事委員會，擔任副主席，參與領導鞏固發(fā)展鄂豫皖革命根據(jù)地的反“圍剿”作戰(zhàn)和根據(jù)地建設。同年6月被選為中共鄂豫皖臨時省委委員，兼任紅軍軍事政治學校第四分校副校長。1932年后，由于張國燾實行“左”的肅反擴大化被撤職逮捕，后病死于獄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鄭行瑞是英勇無畏的革命戰(zhàn)士、赤膽忠心的共產黨人。在他的影響和帶動下，全家人參加革命。經歷了無數(shù)次血與火的考驗，傾家蕩產，痛失親人，仍一往無前。最終，除少數(shù)幾個婦女、兒童外，全家共犧牲了11人，堪稱滿門忠烈。

自幼接受教育 ?萌發(fā)革命思想

鄭行瑞的家庭殷實，經濟條件較好，兄弟6人都上過學堂，有著好的文化基礎。尤以行瑞念書最多，從私塾、初小到高小，后又考入武漢的中學就讀。中學畢業(yè)后，鄭行瑞在武漢找不到合適的工作，經親戚介紹，到麻城縣最繁華的宋埠鎮(zhèn)一家雜貨鋪幫人做生意。這時鄭行瑞已滿20歲。父母急于抱孫子，要他回家與東流河村的一位名叫汪足的姑娘結婚。婚后，他辭掉宋埠的工作，到七里坪柯義生家開設的“義生福”雜貨店當管賬先生。他有學問，又善于經營，把“義生福”的生意打理得紅紅火火。

鄭行瑞性情剛毅，為人正直，好打抱不平。店員受到虐待，他憤憤不平，給店員撐腰，為此沒少跟店主紅臉。店主怕他走人影響生意，不敢把他怎樣。店外不平之事，只要是知道，他也愛管。有一次，鄭必高村的地主“舉老爺”（清末舉人，故稱）讓族人到鄭氏祖籍公山去砍柴，答應砍下的柴分為三份，一份歸砍柴者，兩份歸族上伙用。但當村民把柴砍回來，他卻偷偷地把柴賣光，反過來誣篾村民偷了柴。大家十分氣憤，便找鄭行瑞評理。鄭行瑞挺身而出，當面戳穿了“舉老爺”如何私吞柴款以及過去欺壓群眾的種種事實，終于迫使“舉老爺”低頭認錯，退出了柴款。

鄭行瑞革命思想的萌發(fā)始于1925年五卅慘案的消息傳到黃安之后。當時，中國共產黨黃安縣工作組在縣城迅速組成了五卅慘案后援委員會，派人到七里坪文昌宮第二高等小學集會演講，散發(fā)傳單，聲援上海工人的反帝斗爭，號召群眾起來救國家救自己。后援委員會要吸收各界群眾代表參加，七里坪商界推舉鄭行瑞為后援委員會成員。這使鄭行瑞有機會與黨的工作組成員和從北京、保定、上海、武漢等地回鄉(xiāng)的共產黨人、進步青年接觸。在他們的影響下，鄭行瑞開始研讀《共產黨宣言》，閱讀《新青年》等各種革命書刊，很快走上革命道路。

領導工會會員 進行武裝斗爭

1926年4月，鄭行瑞加入中國共產黨。入黨后，鄭行瑞通過串連發(fā)動，將七里坪“鄧正昌”（商號，下同。經營糧油）、“張世美”（經營糧油）、“劉道升”（經營糧油）、“吳萬順”及“萬順全”、“萬順慶”（經營瓷器）、“鼎泰祥”（當鋪）、“春和倡”（經營糧油）、“可九”（經營糧油）、“泉源”（經營糧油）、“恒心和”（經營杉木）、“同裕源”（經營瓷器）、“劉集興”（經營糧油）、“敬豐恒”（經營杉木）、“振興源”（經營布匹）和“義生福”等店鋪的店員，以及鐵匠、銅匠和做豆腐、炸油條的工人組織起來，于1926年冬在潘氏祠建立七里坪市工會，他任委員長。開始有60多名會員，到1927年春發(fā)展到100多人。1927年7月，汪精衛(wèi)叛變革命，對共產黨員、革命群眾實行大屠殺，為了與反革命進行斗爭，鄭行瑞奉令在七里坪組織成立了工人糾察隊，配合農民自衛(wèi)隊保衛(wèi)工農運動，進行武裝暴動的各項準備工作。工人糾察隊，由菜農兼炸油條的江家福任隊長，江壽亭（“同裕昌”商號伙夫）、吳先保（在河街做豆腐）、王則棟（在河街做豆腐）、熊奠勛（在河街做豆腐）等為糾察隊骨干，“張世美”商號店主張梅青兄弟4人都參加了工會，亦為糾察隊骨干，另3人是張?zhí)m青、張竹青、張菊青。

鄭行瑞在擔任工會委員長期間，根據(jù)黨組織的指示，組織工會會員和工人糾察隊員做了4件頗有影響的大事：

一是組織舉行反帝示威大游行。游行者手執(zhí)三角紙旗，上面寫著“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撤退外國駐華的海陸空軍”、“為死難烈士報仇”、“工農聯(lián)合起來，打倒軍閥和土豪劣紳”等標語。隊伍由潘氏祠集合出發(fā)，經河街南下南廟（即文昌宮），沿途由糾察隊員領呼口號。游行結束前在南廟召開大會，鄭行瑞在會上講話，宣傳對外反對帝國主義，抵制洋貨；對內反對封建主義，反對軍閥，反對土豪劣紳，反對虐待工人的資本家和店老板。這次活動組織嚴密，隊伍整齊，引起市民及趕集的人群和附近各村的農民擁來觀看，激發(fā)了廣大群眾的愛國熱情。

二是維護工人的合法權益。方式是：先發(fā)動店員、學徒揭發(fā)店主的不法行為，然后將全鎮(zhèn)各商號的老板召集到潘氏祠開會，約法三章。規(guī)定：實行8小時工作制，超時應增加工錢；不許打罵店員、學徒，優(yōu)待童工；辭掉是工會會員的店員要經過工會同意。這對那些不法店主無疑是上了一道緊箍咒，使他們不敢再對店員為所欲為。廣大店員、學徒親身感受到工會給自己帶來了好處，革命熱情高漲。

三是處決反動分子江能山、李業(yè)階。江能山是土匪王天向部的師爺。1927年初，江出謀劃策，在楊山云鵝寺將國共合作時的七里區(qū)保衛(wèi)團20多支槍強行收繳，用于擴充土匪部隊。土匪部隊經常襲擾七里坪，商人、市民對其深惡痛絕。工會缺乏武器，無力與之抗衡。鄭行瑞決定秘除江能山。一天早上，江獨自一人到潘氏祠對面“秦永正”雜貨店吃早飯。消息傳來，鄭行瑞即命糾察隊長江家福帶人去抓，并將其秘密押至南門外處決。師爺神秘“失蹤”，王天向派人到處打聽，始終沒有弄清師爺?shù)南侣洹Ｊ潞螅跸朐诒镜卦僬幸粋€師爺，但無人敢去。李業(yè)階是七里坪商會會長。大革命失敗后，與人民為敵；黃安“九月暴動”時，又公然撕毀工會貼在墻上、門上的標語。為了發(fā)動群眾參加暴動，鄭行瑞、秦紹勤親自帶領江家福等人在其家中將李業(yè)階抓獲，在潘氏祠召開工會大會，公開宣布其罪狀，會后將其押至西門河，用工人蕭同太家制造的第一支單響撇子槍將其擊斃。處決江、李二人，在七里坪地區(qū)震動很大，沉重地打擊了土豪劣紳的囂張氣焰，鼓舞了群眾的斗爭熱情，群眾拍手稱快，也為即將舉行的黃麻起義準備了基干隊伍。

四是帶領工會會員參加黃麻起義。起義前，鄭行瑞根據(jù)中共黃麻特委的指示，組織銅匠、鐵匠工人趕制武器，打造了大批刀叉，“蕭同太”號的銅匠工人還精心制作了幾支撇把子槍。11月13日晚，鄭行瑞率領工會全體會員和工人糾察隊加入起義大軍，參加了攻打黃安城的戰(zhàn)斗。

轉移后堅持斗爭 ?開展根據(jù)地建設

1927年12月5日，在黃麻起義勝利后的第21天，國民黨軍隊向黃安城發(fā)起進攻，工農革命軍遭受嚴重損失，余部72人轉移到黃陂木蘭山堅持游擊斗爭。工農革命軍轉移后，國民黨軍和逃亡在外的豪紳地主向起義地區(qū)瘋狂反撲，先后侵入七里、紫云等區(qū)，進行"清鄉(xiāng)剿共"。鑒于敵情的日益嚴重，黨為了保存更多的骨干力量，1928年1月，黃安縣委根據(jù)省委的指示，決定在繼續(xù)堅持黃安革命斗爭的同時，再轉移一批骨干力量到孝感汪洋店地區(qū)進行活動，鄭行瑞、陳定侯、戴雪舫等20人作為干部轉移到汪洋店地區(qū)。鄭行瑞、陳定侯等人一到那里，便通過冷家沖、涂家沖落腳，廣泛聯(lián)系群眾，開展革命宣傳，秘密發(fā)展黨組織，經過一個月的艱苦工作，先后發(fā)展了冷國珍、辜先鋒、張書田、張興訓等40多名新黨員，組建了三個支部，并成立了區(qū)委會。初步打開了汪洋店地區(qū)的革命局面，為以后陂孝北縣革命根據(jù)地的建立，創(chuàng)造了條件。

1928年7月，在柴山保尹家咀會議上宣布將工農革命軍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十一軍第三十一師。鄭行瑞擔任三十一師經理處主任，負責部隊后勤工作。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他主持籌建了紅軍第一所醫(yī)院、第一個軍械所、第一個被服廠，還經常冒著生命危險，喬裝成生意人或藝人，到武漢等全國各地購置槍支、彈藥、醫(yī)療器械和其他需用物品。當然，這些工作雖然是在師領導特別是黨代表戴克敏、參謀長曹學楷、政治部主任陳定侯的指導幫助下開展起來的，但具體工作由鄭行瑞操辦，他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為鄂豫皖紅軍后勤工作做出了重大貢獻。

紅軍醫(yī)院 設于曹學楷的家鄉(xiāng)劉家園村（黃安縣紫云區(qū)）。剛開始只有一中一西兩個醫(yī)官（當時對醫(yī)生的稱呼。戴叔先為中醫(yī)，林之翰為西醫(yī)），在本村找了4個年輕活潑的姑娘當看護（即護士）。醫(yī)療器械及紗布、藥棉和部分藥品，是鄭行瑞帶“交通”從漢口秘密買來的。醫(yī)院開張的那天，接收了7名紅軍傷病員，戴克敏、曹學楷、陳定侯等領導人前來祝賀。后來，醫(yī)院擴大，收治能力增加到70多名。

軍械所 ?又稱修械所。最初有20多個工人，是從七里坪等地請來的銅匠、鐵匠和鈑金工（俗稱白鐵匠），其中有些人還是原七里坪工會會員。為了能迅速制造武器，鄭行瑞通過地下黨的關系，派“交通”到武漢請了幾名曾在漢陽兵工廠工作過的師傅當技術指導。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軍械所不僅能修理槍械，還能造撇把子槍、手榴彈和翻造子彈，將撇把子槍定名為“黃安造”。后來，軍械所由細吳家遷至熊家咀等地，擴建為兵工廠，能制造來福槍和普通步槍。

被服廠 ?始建于七十二蓮塘。從黃安、七里、紫云等區(qū)挑選了20多名年輕婦女為該廠第一批工人。紅三十一師戰(zhàn)士曾傳六入伍前學過裁縫手藝，被調到被服廠當師傅。開始，被服廠靠手工縫制衣被，后來通過江竹青率領的紅軍特務隊從外地買來了兩臺舊縫紉機，經過修理后，大家摸索著使用，效率明顯提高。工廠規(guī)模不斷擴大。1929年夏天，紅三十一軍干部戰(zhàn)士都穿上了由被服廠生產的灰色軍裝。換裝的那天，鄭行瑞的心情顯得異常激動，盡管有些軍裝看上去不大合身，但畢竟是紅軍自己的工廠生產的，比換裝前大家穿在身上五花八門的長袍短褂要整齊好看得多，一個個精神抖擻，威武雄壯。

隨著紅軍反“會剿”斗爭的不斷勝利，根據(jù)地范圍逐漸擴大。中共中央為統(tǒng)一鄂豫邊、豫東南根據(jù)地和紅軍的領導，于1929年9月決定將黃安、麻城、商城、光山等8縣劃為鄂豫邊特區(qū)，改組鄂東北特委為鄂豫邊特委。同年12月27日至29日，鄂豫邊特委在光山南部細吳家召開了鄂豫邊第一屆工農兵代表大會，以票選的方式選舉產生了鄂豫邊革命委員會，曹學楷、徐向前、鄭行瑞等為委員，曹學楷任主席、徐向前任軍委主席，鄭行瑞任財政委員會主席，負責鄂豫邊區(qū)的財政工作。在鄭行瑞的積極開拓和領導下，鄂豫邊區(qū)的財政收入不斷增長，有力的保障鄂豫邊區(qū)革命斗爭和各項建設的順利開展。

財政委員會主管根據(jù)地財政工作，與之工作關系密切的還有個經濟委員會。1930年春，鄂豫皖根據(jù)地實行統(tǒng)一領導，同年6月召開了鄂豫皖邊區(qū)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成立了鄂豫皖邊特區(qū)蘇維埃政府。鄂豫皖特區(qū)政府改變過去鄂豫邊革命委員會將財政、經濟委員會分設的作法，合并組成財政經濟委員會，鄭行瑞任副主席，主席是時任鄂豫皖特區(qū)蘇維埃政府常務委員的鄭位三。

金融方面 ?1930年，鄭行瑞根據(jù)黨中央的指示，在黃麻起義的策源地和鄂豫皖革命根據(jù)地的最早中心七里坪（當時稱列寧市），創(chuàng)辦了根據(jù)地第一個蘇維埃銀行，即鄂豫皖特區(qū)蘇維埃銀行，他兼任銀行行長。1931年5月，在光山縣新集鎮(zhèn)建立了鄂豫皖特區(qū)（又稱鄂豫皖省）蘇維埃工農銀行總行。在鄭行瑞的帶動下，銀行積極開展借貸、儲蓄、兌換等業(yè)務工作。籌集資金、幫助發(fā)展工、農、商業(yè)生產。對農民用于購置耕牛、農具、種子的貸款一律免息，其余貸款酌量收息。儲蓄存款數(shù)額不限，到期銀行支付本息。兌換依法定價辦理。紙幣可與銀幣、銅幣對兌。主持制訂了根據(jù)地第一部納稅文件，即關于《征收累進稅問題的通告》，明確提出了征收的目的、范圍、稅率和具體辦法。后來又陸續(xù)起草出臺了關于《糧食累進稅征收問題的通令》、《關于商業(yè)累進稅之規(guī)定》等文件。這些文件雖然不可避免地包含著當時黨內推行的“左”傾教條主義的內容，有些提法和規(guī)定還不夠科學，但仍不失為一部比較系統(tǒng)、規(guī)范而又基本切合地方實際的稅務法規(guī)。經過鄭行瑞一系列的舉措，活躍了特區(qū)的經濟，給鄂豫皖蘇區(qū)創(chuàng)造出了大量的財富，從而戰(zhàn)勝了敵人經濟封鎖所造成的嚴重困難，為保障紅軍的供養(yǎng)和供給、支持革命戰(zhàn)爭做出了重要貢獻，同時也改善和提高了蘇區(qū)群眾的生活，受到根據(jù)地群眾的普遍歡迎。張國燾在1931年5月24日《關于鄂豫皖區(qū)情況給中央政治局的綜合報告》中說：“特蘇銀行已于本月十五號開幕，信用非常之好，農民都是用這銀行紙幣，不要非蘇區(qū)的票子，只七里坪一處幾天工夫已用四千元，現(xiàn)在還來不及印刷大批紙票來供給市面。”

1931年2月，鄂豫皖臨時特委召開擴大會議，正式組成鄂豫皖特委和鄂豫皖軍事委員會，曾中生任軍委書記兼軍委主席，鄭行瑞當選為鄂豫皖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兼中國工農紅軍軍事政治學校第四分校（即彭楊軍政學校的前身）副校長。鄭行瑞積極參與領導和創(chuàng)建鄂豫皖革命根據(jù)地和反"圍剿"斗爭。3個月后，張國燾宣布成立新的鄂豫皖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由中央分局書記張國燾兼任，曾中生、曠繼勛（時任紅四軍軍長）任副主席，鄭行瑞改任軍委委員。由于根據(jù)地反“圍剿”作戰(zhàn)的規(guī)模越來越大，軍事委員會的工作十分繁忙，根據(jù)中央分局的安排，鄭行瑞將所兼任的工農銀行總行行長職務曾一度移交給鄭位三。

肅反時冤死監(jiān)獄 ?建國后追認烈士

1931年秋，在張國燾的主持下，根據(jù)地內部開展的“肅反”運動中，以“改組派”、“AB團”、“第三黨”等莫須有的罪名，錯殺了大批紅軍干部和地方黨政領導人，給革命事業(yè)造成了令人痛心的損失。為黃麻起義和鄂豫皖革命根據(jù)地的創(chuàng)建作出了重要貢獻的鄭行瑞，也被打成“改組派”，還誣陷他貪污了銀行金庫賬面短缺的400塊銀元（后經查實，這筆錢早就撥給紅四軍一個師的經理處，因記賬員疏忽未及時銷賬），將其監(jiān)禁于工農銀行總行一間狹小、陰暗而又潮濕的石灰間（即存放石灰的房間）內，長達40多天，身體受到嚴重摧殘。1932年1月（農歷臘月間），鄭行瑞冤死于監(jiān)禁地，時年39歲。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滿門忠烈參加革命 ? 不怕犧牲緊跟黨走

鄭行瑞一家是遠近聞名的革命之家。早在黃麻起義之前，在鄭行瑞的影響和帶動下，全家人參加革命。后又經歷了無數(shù)次血與火的考驗，傾家蕩產，痛失親人，除了少數(shù)幾個婦女、兒童外，全家共犧牲了11人，堪稱滿門忠烈。

鄭行瑞兄弟6人，他排行老大，老二行玉，老三行儀，老四行藻，老五行根，老六行書。還有一個妹妹，后出嫁。鄭行瑞兄弟6人都是中共黨員，都參加了大革命時期的農民運動和1927年11月13日的黃麻起義。在創(chuàng)建和保衛(wèi)革命根據(jù)地的斗爭中，大弟行玉、二弟行儀、五弟行書既是鄉(xiāng)、村蘇維埃政府的執(zhí)委，又是地方革命武裝赤衛(wèi)隊、紅色補充軍、赤衛(wèi)軍的領導骨干，參加了根據(jù)地的反“圍剿”斗爭。

父親鄭遵榮，是這個革命家庭的家長。由于積極支持兒子們革命，成為國民黨反動派的眼中釘、肉中刺。1927年冬被國民黨黃安縣“清鄉(xiāng)”辦事處逮捕，押至鄭必高村大河邊用耙鋤挖死。

老大鄭行瑞，于1932年在“左”的肅反擴大化中被撤職逮捕，病死獄中。

鄭行瑞有兩兒一女。1933年，女兒鄭金梅被國民黨黃安縣紫云區(qū)保安隊高維鈞指使其下屬賣到麻城宋埠熊鎮(zhèn)。妻子汪足帶著長子如初、次子如祥跑到東流河娘家躲避，不料被高維鈞的“坐探”發(fā)現(xiàn)，汪足被扔進門前塘活活淹死。如初、如祥被關押了五六天，在逃跑的路上幸遇保安隊一位有同情心的徐姓小隊長，他巧妙地將跟蹤追殺的幾個保安隊員擋了回去，小兄弟倆這才死里逃生，但從此成了流浪的孤兒。

老二鄭行玉，于1931年12月19日在河南光山作戰(zhàn)犧牲。老三鄭行儀，于1932年1月26日在紫云區(qū)游仙山戰(zhàn)斗中陣亡。老四鄭行藻，是轉戰(zhàn)木蘭山的72位游擊英雄之一。1928年秋由紅十一軍三十一師選調到由江竹青任隊長的紅軍特務隊當隊員。由于智勇兼?zhèn)洌绕涫悄苷f會道，應變能力強，被中共鄂東北特委相中，成為根據(jù)地最早的紅色交通員，曾多次到武漢等地為紅軍密購武器、彈藥及醫(yī)藥物資。后來又連續(xù)擔任鄂豫邊特委、鄂豫皖邊特委、鄂豫皖臨時省委的交通員。這期間，中共中央從上海派到鄂豫皖根據(jù)地工作的高、中級干部以及根據(jù)地與中央往來的各種文件和書信，大都是由他和石健民、鄭植（亦為交通員）分工負責接送、傳遞。曹學楷1930年5月代表鄂豫皖蘇區(qū)到上海參加全國蘇維埃區(qū)域代表大會，徐朋人于同年冬去上海參加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中央準備委員會全體會議，其護送任務都是由他單獨完成的。1932年，這位機警過人的鄭老四在根據(jù)地執(zhí)行任務時，遭到河南光山一股流竄的地主民團包圍，在突圍中壯烈犧牲。老五鄭行根，又名澤吾（則吾、澤伍），作戰(zhàn)勇猛頑強，從紅十一軍三十一師戰(zhàn)士逐級提拔為紅四軍團政委，參加了3次反“會剿”和第一、第二次反“圍剿”斗爭，1931年10月16日在光山大山寨戰(zhàn)斗中英勇犧牲。老四、老五的妻子，在革命斗爭年代也先后被地主民團殺害。老六鄭行書，于1933年秋在鄂東北中心區(qū)保衛(wèi)戰(zhàn)中戰(zhàn)死。

老三鄭行儀的兒子鄭如立，繼承父輩的遺愿，14歲參加赤衛(wèi)軍，持槍作戰(zhàn)，1933年秋編入紫云區(qū)便衣隊，不久在紫云寨附近的一次戰(zhàn)斗中負重傷犧牲，年僅15歲。